此外，梁启超还讲到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这方面的论述，是梁启超“新史学”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认为“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以往史学家的一大缺陷。其所论，涉及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言语学、群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以及论理学、心理学、伦理学、文章学，还有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等等。梁启超在这些方面的认识，多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一些说法，即便从当时来看，有的也是不正确的，但从他倡导的“新史学”的方法论来说，在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是关于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新史学》第一节首论“中国之旧史”，是梁启超为创“新史学”而对中国“旧史学”展开批判的论纲，而这种批判又贯穿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二文的始终。梁启超肯定了中国传统史学是发达的，甚至认为：“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但是，他对这种“发达”又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说：“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他说的“病源”四端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又说：“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他说的“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又进而认为：“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即“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这就是梁启超对“中国之旧史”的总的批判纲领。文中议论排击，气势颇盛，而多以近代西人、西史为据。认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本纪、列传，一篇一篇，“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中国史学没有“经世之用”之书，“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总的来看，梁启超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慨然有不容分析之势，这在当时大力提倡西学、批判中国传统之学的历史条件下，在思想上和观念上，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他的许多断语，可以说误解强于精审，谬误多于正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这种批判不是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故其论断带有武断的感情色彩；二是误认为在“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决然存在着一条鸿沟，有完全对立之势。这使他得出了“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的错误结论。他后来撰《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年），讲授并编订《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1927年），对“中国之旧史”的看法有不少变化，反映了他认识上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