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让黎元洪当上总统以后，麻烦的事情还没有结束，《约法》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因为当时有两个《约法》，一个是公布于民国元年（1912年）的旧《约法》，一个是制定于民国三年（1914年）的新《约法》。在6月10日，西南军务院抚军长唐继尧曾通电提出四大条件，分别是恢复旧《约法》、解散旧政府、惩办帝制祸首、议决善后军事问题。西南军务院的通电发出以后，上海的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等联名通电呼应，而国会议员谷钟秀、孙洪伊等在上海登报召集议员自行集会拥护新《约法》，新旧《约法》之争迅速在全国蔓延开。
（二）
6月22日，段祺瑞通电各省，在这封电文里，段祺瑞直言“半月以来，举国上下所龂龂致辩争者，《约法》而已”，但随后就开始陈述更改新《约法》的弊端，“……今日命令复之，明日命令废之，将等法律为何物？且甲氏命令复之，乙氏又何不可命令废之？可施之于约法者，又何不可施之于宪法？如是则元首每有更代，法律随为转移，人民将何所遵循乎？”这封电文洋洋洒洒有将近一千字，既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理由，也没有什么义正词严的借口，通篇就是絮絮叨叨地表示现在修改《约法》很突然、民众不接受之类，根本就说服不了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