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工农联合的决议案》。决议案认为，农民是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同盟者，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但决议同时又强调：“政治的中心总是在城市，因此斗争的中心，也是着重在城市，所以工人阶级应当努力去领导农民来参加这个斗争。”这种以工人为主、农民为辅的观念，也体现在机构的设置上。在一大后中共立即成立了一个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名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却未曾成立中央农民部之类的组织。
1926年7月，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农民运动议决案》，首次提出要努力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但同时又认为“现在农民协会的组织，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如单提出雇农组织或佃农组织）”；“农村中阶级关系复杂，故不必提出‘农民阶级’字样，此时只宜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这一口号”；“团结佃农、雇农、自耕农与中小地主，使不积极作恶的大地主中立，只攻击极反动的大地主，如成为劣绅土豪者，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地主口号”；对于乡村中的迷信及宗族伦理道德关系，不可积极的反对，“有时为使自己生活农民化，冀求容易接近农民，且有暂时附和群众迷信形式之必要”；对于农民的武装自卫要求，认为是必要的，但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如干涉行政、收缴民团枪械等），不可有常备的组织，以免与地主民团及驻军发生冲突。由此观之，在北伐以前，中共中央的农运政策十分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