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陶行知和牧口常三郎的教育思想,紧紧植根于对人的生命和人类和平的热爱,体现出强烈的革新精神和深沉的忧患意识。透视他们的教育思想特质,可以发现,由于二人所处的国情、学术背景、家庭状况、社会阅历等诸多差异,彼此有着各自独特的个性,但我们也会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突出表现在民主性、民族性、创造性和实践性等几个方面。
《融通与创新:陶行知与牧口常三郎教育思想比较研究》(节选)[1]
第二节 陶行知与牧口常三郎教育思想的特点比较
陶行知(1891—1946)集大众诗人、人民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在其半个多世纪的战斗生涯中,为追求人民大众的自由幸福、为寻求中国教育的出路而呕心沥血,为谋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推进人类的和平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陶行知刚刚辞别人世时,人们就对他的光辉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毛泽东)、“万世师表”[2](宋庆龄)、“反洋化教育、反传统教育的旗手”(林伯渠)、“中国新教育——人民教育的奠基人”(钱俊瑞)、“中国近百年来伟大的思想家”(千家驹)、“新中国思想界的圣人”(陈家康)、“时代的导师”[3](郭沫若)。他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第一流的教育家”,绝非一般的溢美之词。陶行知被称为陶夫子、陶子,是因为他具有先贤那样的高尚道德和君子人格,在立功、立言、立德三方面均有大建树。[4]他继承发扬了孔子那样的平民教育精神,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以“爱满天下”的博大情怀践履了“决心为三亿四千万农民烧‘心香’”的诺言。他大胆开辟,勇于实践,高举“和平”、“民主”两面旗帜,而且始终站在斗争的一线对封建专制主义和陈腐的传统教育价值、内容和方法进行了不妥协的批判,同时摈弃了源自美国教育模式的都市化和西方化取向,改造了杜威的教育理论,从而创建了“生活教育”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