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陶行知和牧口常三郎的教育思想，紧紧植根于对人的生命和人类和平的热爱，体现出强烈的革新精神和深沉的忧患意识。透视他们的教育思想特质，可以发现，由于二人所处的国情、学术背景、家庭状况、社会阅历等诸多差异，彼此有着各自独特的个性，但我们也会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突出表现在民主性、民族性、创造性和实践性等几个方面。
《融通与创新：陶行知与牧口常三郎教育思想比较研究》（节选）[1]
第二节 陶行知与牧口常三郎教育思想的特点比较
陶行知（1891—1946）集大众诗人、人民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在其半个多世纪的战斗生涯中，为追求人民大众的自由幸福、为寻求中国教育的出路而呕心沥血，为谋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推进人类的和平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陶行知刚刚辞别人世时，人们就对他的光辉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毛泽东）、“万世师表”[2]（宋庆龄）、“反洋化教育、反传统教育的旗手”（林伯渠）、“中国新教育——人民教育的奠基人”（钱俊瑞）、“中国近百年来伟大的思想家”（千家驹）、“新中国思想界的圣人”（陈家康）、“时代的导师”[3]（郭沫若）。他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第一流的教育家”，绝非一般的溢美之词。陶行知被称为陶夫子、陶子，是因为他具有先贤那样的高尚道德和君子人格，在立功、立言、立德三方面均有大建树。[4]他继承发扬了孔子那样的平民教育精神，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以“爱满天下”的博大情怀践履了“决心为三亿四千万农民烧‘心香’”的诺言。他大胆开辟，勇于实践，高举“和平”、“民主”两面旗帜，而且始终站在斗争的一线对封建专制主义和陈腐的传统教育价值、内容和方法进行了不妥协的批判，同时摈弃了源自美国教育模式的都市化和西方化取向，改造了杜威的教育理论，从而创建了“生活教育”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