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批判，也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状态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的。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性进行“解构”，而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看来，资本主义与现代性具有重合性，所以，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解构”是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德里达指出：“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26]福柯坦言：“我关注的是知识、学术、理论同真实历史的奇特的关系。”[27]他对知识与权力、监狱与权力等关系的探讨，都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的压迫机制。鲍德里亚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9世纪发展到20世纪，是一个实现对“社会表征的完全操作”的过程，因此他从马克思的商品转换理论过渡到“符号转换”问题，并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符号经济学”的批判。杰姆逊明确地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并认为“真正的‘历史恶梦’是劳动这个事实本身，异化劳动这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和创造精力的浪费，这个耻辱的事实无法从任何形而上学范畴获得意义”[28]，因此，应“引开”异化劳动这个令人不堪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