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传教士介绍西学来中国
利玛窦东来，正值明朝的末年，一方面倭寇势盛，一方面满洲兴起，辽东的边患竟成为明朝的致命伤。那时候军队腐朽，器械破烂，国家财政又极困难。怎样能够开发财源，怎样能够改善兵器，这都是统治阶级愿意考求的。利玛窦诸人到中国来传教，看清楚了这一点。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上表陈情，就提出西洋的奇器、天文、舆地学有益实用的意见。朱翊钧对他很优待，召入便殿，询问外国民风国政等事，大概也希望从他得些致富强的方法。利玛窦通知本国教士们多多地输入绘画、玻璃、器皿、麻布、钟表、地图、火器等物。王丰肃所领教士，看不起中国，每自称本国风土人物远胜中华，礼部郎中徐如珂等奏请驱逐，朝廷令丰肃还广东，丰肃改姓名，仍在南京传教，朝廷不再追究。这都说明明朝文化经济落在欧洲的后面，在危急期中，更显出了欧洲文化的优越地位。
熊三拔继利玛窦在北京掌教，著《泰西水法》一书，说明几种水利器具的原理，意在兴水利，救中国的贫乏。徐光启著《农政全书》，其中“水法”一卷，全采熊三拔所说。王征从邓玉函学西法，译《奇器图说》四卷，讲水利器具，远比“水法”进步。崇祯十二年，毕方济奏上富国强兵四大策：（一）改历法、（二）辨矿脉、（三）通西商、（四）购西铳。其中开矿一条，崇祯十六年前后，曾命汤若望试办，不久明亡，未见成效。购西铳一条，明朝早就实行。天启时代，东北边患紧急，兵部到澳门征求擅长火炮的西洋人，得陆若汉、公沙的西劳等二十四人，大炮四尊助战，屡立奇功。崇祯更命毕方济、龙华民招劝外商，捐助火器，又命汤若望监铸大炮，传授用法。天启以来，关于火器的著作，如《海外火攻神器说》、《祝融佐理》、《则克录》（一名《火攻絜要》，汤若望讲，焦勖笔录）等书。专门讲求西洋炮法。改历法一条，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等人早有著作多种，介绍西洋天文学。崇祯立西洋历局，令徐光启、李之藻、邓玉函、汤若望等修改历法，成《崇祯新法算书》一百卷。通西商一条，澳门租借以后，事实上对西洋人早就没有海禁。这样说来，毕方济富国强兵四大策，明朝完全采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