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艺复兴主义者是想通过强调人的独特性及其精神自由，借用古典的思想来挑战基督教关于人的依赖性及其缺陷的观点，那么很显然，古典主义是无法独自提出这种为文艺复兴主义者如此珍视的个体性观念。这种个体性观念必须被视为部分是基督教的遗产，部分是资产阶级个体突现的结果，后者是从中世纪历史与传统的沉淀、范式及束缚中挣脱出来才得以突现的。这种资产阶级的个体认为自己是自身命运的主人，不能容忍宗教团结和政治团结，而这种团结是古代和中世纪生活的特点。用社会的俗语来说，一个人可以说，当他破坏了中世纪的团结时，可以说他就失去了个体性。他发现自己不过是技术文化的技艺者，而技术文化创造出来的互相依赖的机械整体，比农业社会中任何已知的东西更要束缚人。另外，不管是在有机的农业社会，还是在更为机械的技术社会中，没有人能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所设想的那样，是一个完全彻底的而又小心谨慎的个体。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资产阶级的个体没有获得可靠的根基，不论是在它最先得以表述的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中，还是在18、19世纪晚近的自然主义中。理想主义最初强调人类自由和人对自然的超越，最终却在理性概念的普遍性中以最后在神圣整体的无差别性遗失了个体。自然主义从强调自然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开始。所以，描绘地理多样性影响下的社会和道德习俗的多样性便是蒙田的兴趣所在。但在自然的多样性中却缺少个性，在纯粹心灵或纯粹自然中又没有个体性的立足之地。正如理想主义者使个体性消失在绝对的心灵之中一样，当自然主义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考虑问题时，也使个体性消失在“意识流”之中；而当自然主义者从社会学的角度考虑问题时，个体性则消失在“运动规律”之中。因此，在文化的层面上，文艺复兴时期以及18世纪的个人主义便这样被消解了，一如在政治的层面上，资产阶级的自由理想主义被消解并最终屈从于法西斯主义的集体主义一样。真实的个体性只能通过宗教的前提预设来维系，无论是在所有的生物机体的形式中，还是在社会历史张力下，宗教的前提预设都能对人类的个体性之当下介入持以公正，然而却又能对人类个体性以其自我超越的最高境界达到对所有历史境界的超越给予高度赞扬。人既是创造物，又是上帝之子，这种矛盾是个体性观念的一个必要假设。个体性观念必须要足够强大，以抵抗历史对他自身的压迫；同时必须要足够现实，以公正地对待社会生活中各种有机的凝聚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