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难道是一个有恩不报的小人？……”
此时，宋哲元正置身于矛盾重重的漩涡之中。他清楚地知道，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向日寇投降，要么与日寇决裂，敷衍是行不通的，也是不能持久的。时下，他没有决心和日寇反目，也不愿和南京政府闹翻。另外，他清楚这种矛盾必然会反映到即将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内部。即一小撮汶奸亲日派、不愿做亡国奴的中下层军官士兵和留恋个人名利的上层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这就更使宋哲元摇摆不定，不可能有鲜明的政治态度。
宋哲元认为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南京政府批准的，正式成立之前，用不着请示日本有关的人员。在人民面前，在二十九军广大的官兵面前，说明他所主持的政杈，和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有着本质的不同。另外，他十分清楚日本一包括亲日势力的力量，所以他在安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名单时，又极大地照顾了这一批人。如齐燮元、曹汝霖、陆宗舆、王揖唐、王克敏、张璧等为委员；经常替宋哲元牵线的大汉奸陈觉生被委任为北宁铁路局长兼外交委员会主任，萧振瀛任天津市市长兼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经济委员会主任，而土肥原贤二等日本人被聘为最高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