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杨袍安的死，周恩来十分悲痛。就是到了抗战时期，周恩来在山城重庆还亲自背诵过上述那首绝命诗，借以“教育同志们在复杂困难的环境中，要像杨饱安那样，对党忠贞不渝，为革命勇于献身”。
就在杨饱安遇难的前后，因上海的环境变得十分艰险，致使周恩来很难及时地收到中央苏区的信件，他只是通过敌人的报纸获悉：蒋介石即将开始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为此，他这位待命进入中央苏区的中央局书记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中央苏区做好了反第三次‘围剿’的准备了吗？”
以三万对三十万，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粉碎蒋介石第三次“围剿”；杨度先生病魔缠身，悲愤交加，驾鹤西去；“九一八”是爱国与卖国的分水岭；周恩来告别上海，前往苏区
蒋介石倾数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进剿”中央苏区，却连续两次损兵折将，败下阵来，使他不得不于失败之中寻找教训。他认为历经两次反“围剿”战争的红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正常损耗的兵员建制、武器装备、军需给养等均一时难以补充到位；另外，他清楚时下的红军分散各处山村休整，也难以在短期内迅速集中，形成有力的拳头。为此，他针对红军上述等不利因素，利用手中握有的各种权力，迅速调兵遣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把三十万大军，且多为蒋记嫡系部队调到江西，做好了“进剿”前的一切准备。接着，他又于7月1日在南昌行营下达了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