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最大的希望就是,弟子们不要为古人争长短。在后来他给弟子聂文蔚的信中,他这样说道:“为朱、陆争是非是枉费心力……朱熹与陆象山两位先生之所以招致后世的众多议论,是因为他们的工夫还不精炼、纯熟,其中有感情用事的成分也在所难免。而程颢在这上面就表现得比较公正。他与吴涉礼谈论王安石的学问主张时说:‘为我尽述诸介甫,不有益于他,必有益于我也。’这种气象何等从容啊!……希望你能让同仁们都知道,各人只管把握自己的对错,不要理睬朱、陆的是非。用言论诋毁他人,这种诋毁是肤浅的。若自己不能身体力行,只是夸夸其谈、虚度光阴、浪费时日,这就是在诽谤自己,这样就严重了。现在,天下的人都在议论我,如果能因此为善,那么,都是在与我砥砺切磋。就我而言,不过是提高警惕,反省自己,增道进德。古人云:‘攻我短者是吾师’,作为学生,怎能连老师都不热爱呢?”
这就是王阳明心学史上相当重要的篇章——朱陆异同,因为这是王阳明为自己心学的正名仪式。表面上看,他是在评判朱熹和陆九渊,实际上,他是在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心学抬到显学的殿堂。朱熹的“格物致知”和他的“格物致知”简直水火不容,可王阳明却说,他和朱熹的心是一样的,而且几年后,他把从朱熹晚年写给二十四人的三十四封信中选取一段,编纂成《朱子晚年定论》,用他的心学思想来解释,试图证明朱熹晚年的思想才是他真正的思想,这一真正的思想与他的心学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