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样花天酒地，下一天星期天早晨，刚六点钟，老布商就刮好了脸，穿上栗色外套——还像新的一样光显，他颇满意，再套上宽大的绸料短裤，腰上用金搭扣扣住。快七点了，铺子里一切还在沉睡，他走进紧挨底层店铺的密室。全室就靠一扇装有粗铁栅的窗子取光，窗外是四方形的小天井；四壁漆黑，倒真像一口井。老板自己动手，打开铁皮挡板，把窗子顺滑槽推上半截。这时天井里的空气，带着凉意侵入室内；这密室，像所有的公事房一样，有一股特殊的气味。老板站在那里，手搁在藤椅油腻的扶手上，椅子上包的摩洛哥皮也已褪色。他犹豫一下，不知要不要坐下来。他瞧着那张双人写字台，对面就是他女人的位子，埋在厚墙里挖进去的一个拱洞里，感慨万千。钱箱，线绳，器物，编号的纸夹，呢绒上打印记的烙铁，这些年代久远记不清来历的物件，他一一看过，仿佛又面对着老东家谢富乐的身影。他把高脚凳向前挪了挪，记得当年来见已故的东家，就是坐的这张凳子。凳面包了一层黑皮面，鬃毛早就从磨损的凳角往外散落而尚未掉完。他抖索着手，把凳子放在老东家从前放的地方。心中的激奋，难以言述，他拉了一下铃，这铃直通约瑟·勒巴的床头。事关重大的信号发出之后，老头儿拿起三四张借据，眼睛虽然盯着，实际上视而不见，心里横亘着这些沉重的回忆。这时，约瑟·勒巴突然走到他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