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作品里有好几部，进行曲和战斗的节奏特别强烈。这在《第二交响乐》的Allegro与终局内已很显著，但尤其是献给亚历山大皇的朔拿大的第一章，更富于英武壮烈的气概。这种音乐所特有的战斗性，令人想起产生它的时代。大革命已经到了维也纳[47]。贝多芬被它煽动了。骑士塞弗烈特说：“他在亲密的友人中间，很高兴地谈论政局，用着非常的聪明下判断，目光犀利而且明确。”他所有的同情都倾向于革命党人。在他生命晚期最熟知他的兴特勒说：“他爱共和的原则。他主张无限制的自由与民族的独立……他渴望大家协力同心的建立国家的政府[48]……渴望法国实普选，希望波那帕脱建立起这个制度来，替人类的幸福奠定基石。”他仿佛一个革命的古罗马人，受着普卢塔克的熏陶，梦想着一个英雄的共和国，由胜利之神建立的：而所谓胜利之神便是法国的首席执政；于是他接连写下《英雄交响乐：波那帕脱》（一八○四）[49]，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乐》（一八○五至一八○八）的终局，光荣底叙事歌。第一阕真正革命的音乐时代之魂在其中复活了，那么强烈，那么纯洁，因为当代巨大的变故在孤独的巨人心中是显得强烈与纯洁的，这种印象即和现实接触之下也不会减损分毫。贝多芬的面目，似乎都受着这些历史战争的反映。在当时的作品里，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也许作者自己不曾觉察，在《高丽奥朗序曲》（一八○七）内，有狂风暴雨在呼啸，《第四四重奏》（全集卷十八）的第一章，和上述的序曲非常相似；《热情朔拿大》（全集卷五十七，一八○四），俾斯麦曾经说过：“倘我常听到它，我的勇气将永远不竭。”[50]还有《哀格蒙》，甚至《降E调钢琴合奏曲》（全集卷七十三，一八○九），其中炫耀技巧的部分都是壮烈的，仿佛有人马奔突之势。——而这也不足为怪。在贝多芬写全集卷二十六朔拿大中的“英雄葬曲”时，比《英雄交响乐》的主人翁更配他讴歌的英雄，奥许将军，正战死在莱茵河畔，他的纪念像至今屹立在科布楞兹与篷恩之间的山岗上，——即使当时贝多芬不曾知道这件事，但他在维也纳也已目击两次革命的胜利[51]。一八○五年十一月，当《斐但丽奥》[52]初次上演时，在座的便是法国军佐。于冷将军，巴斯蒂狱的胜利者，住在洛勃高维兹家里[53]，做着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受着他《英雄交响乐》与《第五交响乐》的题赠。一八○九年五月十日，拿破仑驻节在勋勃洛[54]。不久贝多芬便厌恶法国的征略者。但他对于法国人史诗般的狂热，依旧很清楚的感觉到；所以凡是不能像他那样感觉的人，对于他这种行动与胜利底音乐绝不能彻底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