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来华与中国文化人合影
国外历史学成果的引进此期也十分引人注目。五四运动以后，外国历史学的传播最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的运用，它为中国史学开辟了新境界。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先后翻译介绍了一批有关唯物史观的著作，如芬兰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日本河上肇的《唯物史观研究》，德国考茨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等，其中以河上肇的影响最大。在唯物史观广泛传播的同时，大量欧美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继续输入中国。当时，有关西方历史研究和历史研究法的译著骤然增加，其中比较知名的有法国的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的《史学原理》，美国的鲁滨逊的《新史学》和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等。一些西方史学著作还被用作课本出现在课堂，如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就以鲁滨逊的《新史学》来教授史学原理和历史研究法。西方各种流派的历史哲学也纷纷流传至国内，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外，还有所谓的“生理的史观、心理的史观、人种地理学的史观、经济学的史观、天文学的生物学的地质学的史观”，“五花八门，数也数不清”。[4]此外，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新闻学等新兴社会科学，都在中国得到空前传播，中国人在此基础上，开始独立建构这些新科学的学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