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军事占领，不宜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外国，”侯爵字斟句酌地说，“《环球报》上写鼓动文章的青年里，就会出现三四千名年轻军官，出现一批名将，可比之于奥什、克莱贝、儒尔当、毕什格吕，而且是没有惭德的毕什格吕。”
“生不能造成他荣名盖世，死当使他英名永垂。”主席说。
“总之，法兰西应该有两个政党，”拉穆尔侯爵接着说，“不是两个有名无实的政党，而是两个壁垒分明的政党。我们心里应该有数：谁是打倒对象。一方面，是记者、选民、舆论，总之一句话：是青年和捧青年的人。当青年给空话捧得飘飘然的时候，我们不妨先得点好处，花销一笔预算。”
这时，又有人打岔。
“你先生，”拉穆尔先生对付插话的人神志高傲，游刃有余，“你不是花销——花销两字你要是觉得刺耳，就说鲸吞——鲸吞了国家预算上的四万法郎，又从王室经费里领走了八万法郎。
“好吧，先生，既然你将我军，我就斗胆拿你做例子。为了无负于令先祖曾随圣路易参加十字军东征，你拿了十二万法郎，至少得让我们看到一个团、一个连，就说半个连吧，哪怕只有五十个忠于我们事业、肯出生入死的人也好。而你手下，只有些仆役，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可以先把你的魂吓掉。
“诸位，王位、教廷和贵族，明天都会完蛋，要是你们不能在各省创立一支由五百名死党组成的队伍。我所谓的死党，不仅指有法国人的勇武，而且要有西班牙人的坚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