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互相监督,互相打小报告,是中国具有法家精神的帝制时代的一项发明,具体的制度,就是保甲连坐制度,这种制度自打商鞅变法就开始实行了,但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才有了名字,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在部分地区实行过。
将这种互相监督的精神发挥到极致的还是“文革”,那时候,漫说邻居、同事、同学会检举揭发,就是父子夫妻也难以信任,不知哪天你的一句在床上的牢骚,就被老婆汇报给组织了。按照美国某教授的说法,举报自己老师的人,属于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人,那么举报自家丈夫、自己老爸的人,那独立之批判精神更是了不得。
可惜,这种了不得的精神,以及按这种精神制定的制度,虽然在最初总能达到管理者的预期效果——所有人都老老实实,但其实让人很难受。历代的保甲制度,总是虎头蛇尾,就是这个道理。武则天时专门告密整人的酷吏周兴最后被人请君入瓮,也是这个道理。实际上,这是专制制度下最恶劣、最没有人性的统治手段,让人互相猜忌,互相敌视,互相告密,互相报复,结果是人人自危,全体生活在恐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