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天生看不进书的人,也是一个天生懒得给别人回信的人。他竟回了我几次信,那于他真是难能可贵的事了。
“我到你家去了,带去了我父亲替你母亲买的药,和大娘聊了两个多小时的家常。你家没什么更不好的事,你也别太惦家……”
“我也很寂寞。厂里还有许多人热衷于搞派性斗争,很讨厌。同学们都下乡了,周围缺少友谊,更没人给我讲有意思的故事听了……”
他信上的字写得很大,也很工整,却看得出,每多写一行字,大概要想半天。
我虽精神苦闷,情绪消沉,但给他写的信,内容一向不乏发生在兵团的极有趣的事。我不愿用我的不快乐影响他。
故他给我的回信中,也曾有过这样的文字:读你的信,是我愉快的时候……
在我上大学前的一年,被黑龙江出版社借调了三个月。那三个月里,他家的一位常客不再是我的母亲,而是我自己了。出版社自然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比之于平民百姓,知识分子显然是更加忧国忧民的。我每天在出版社都会加入值得信任的人之间的私议之中。而我在他家里,也就不仅仅是只讲故事给徐彦听了,而是“讲政治”给他的父母听了。至于他,倒成了一旁的陪听者。他的父母,既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还是有社会良知的那类。每逢我讲到义愤时,竟也情不自禁地插话,诅咒祸国殃民者流。我讲到希望所在时,他父亲还会激动地陪我吸一支烟。我是极少数由他父亲陪着在他家吸过烟的人,他父亲一年也吸不了几支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