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故居
——南京半山园遗址
教育的目的在陶冶通经致用的人才,即治术人才。陶冶的权能在国家,而陶冶的方法不外“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四项。如国家教、养、任、取有道,即陶冶得法,则人才用之不穷;否则必感缺乏。此四项法则,以教为根本,养乃继续的教,而取与任也含了教育的功用。怎样教法?王氏是主张学校教育的,在广开学校,慎选师资,教以有用之实学。并须设备富有教育意义的环境,使学生朝夕所学习的皆是政治的知识,所涵养的皆是领袖的器度。如此教育,经过相当年月,出学之后,皆可以为国家应用。但现在国家所以感觉人才缺乏的,非天下无人才,实由于现在的教育太坏,不仅不能陶冶出有用的人才,且足以毁坏天下的人才。国家政治不外礼乐刑政;国家所需要的即在明于礼乐刑政的人才。但现在学校虽然林立,徒有其名,内中所教的“讲说章句”或“课试之文章”,与国家所需要的完全不相干;而国家一旦取用人才,不管他们平日所学如何,一概责以礼乐刑政及治天下之大事,政府与学校各不相谋,而希望国家治理,绝无此理,所以他又说:
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专其业,于天下国家之事,而犹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责以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