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李芳远不仅加速了铜活字在朝鲜的使用，让我们认识到当时朝鲜先进的出版技术。而从出版活动及成就的角度来看，其做法也颇有值得探究的地方。
李芳远将司平府、知申事、军资监、长兴库等级别不同、职能不同的部门中的官员，悉数囊入其设立的出版印刷机构，成为出版的大规模研究和实践机构。在同时期的中国，明代中央出版印刷机构虽然以司礼监为主，但是国子监、兵部、钦天监等不同部门均开始刻书印书，也形成了初步的分工。两国出版机构中出现分工情况，大致是同一时间段开始的。
由于铜活字的铸造需要耗费大量钱财，李芳远认为“不宜敛民”，并未从百姓中征收赋税，而是“予与亲勋臣僚有志者共之”，自己与亲近重臣一起出资铸字。这样一来，铜活字印刷就被掌握在皇家、政府手中，形成了自身的体系与制度，与民间相隔绝。
尽管如此，在李芳远“凡欲为治，必须博观典籍，然后可以穷理正心，而致修齐治平之效也”“必就而印之，以广其传，诚为无穷之利”的思想指导下，对出版印刷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及所产生的影响直接关系着民间，形成了“无书不印，无书不学，文教之兴当日进”的良好社会风气，及“以印群书，可至于万卷，可传于万世”的深远社会贡献。《东文选》《奎章阁所藏六臣注文选》得以传世，亦有其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