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普遍破产了，西北陕甘等省，破败尤甚。天启时高推陈报辽饷苦累难支，奏章里说：“臣在路上见民众伏地拦轿哀告道，辽饷苦，辽饷苦，再不减，民众都要饿死。臣问饿死的原因。答称，山地荒薄，三分不抵平地一分，好年景一亩所得不过五斗，没有辽饷时，一半纳粮，一半糊口，有了辽饷，一半纳粮，一半充饷，人民只好空腹等死。臣问：‘你们既没粮食，何以还能生活？’民众哭告道：‘夏秋间树叶水草可以充饥，冬春水冻草枯，存储的野菜，吃完就无法活命。’臣至巩昌，见附郭乡村门塞窗闭，人民散走，一望荒凉。臣至狄道金城，百里内人烟断绝，官府就现存民户，催逼粮饷，富户变成穷户，也弃家逃亡。”
崇祯二年，给事中马懋才奏陈陕西饥荒情状说：“臣是陕西安塞人。臣见诸臣说各省人民穷苦有父母弃子、丈夫卖妻、食草木根或白石粉等情事，比臣故乡延安府，却还不算最苦。延安府已一年不下雨，八九月间，人民食山中蓬草，到十月，改食树皮，年底树皮剥尽，改食石粉，几天后，腹胀下坠，必不能活。安塞城西一带，每天有弃儿数人，呼唤父母，饿极拾粪吞咽，第二天弃儿失踪，被饥民抱去煮食了。城中人不敢单身出城，一出城门，便被捕食。饥民食人，不出数日，面目红肿，发烧病死。各县城外掘大土坑，每坑埋葬数百人。总之，庆阳、延安以北，饥荒十分严重，盗贼抢掠，反成小事，西安、汉中以南，盗贼十分严重，饥荒比陕北轻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