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去世前几个月，他仍然不忘谨慎，给兄弟写信时，再次告诉兄弟仕途险恶，望兄弟保重。他这样写道：“官途险，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属不易。如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艰难，不畏人言藉藉，莫测所由，遽至于此。”他这样说，目的是想让兄弟学会他的谨慎，不要毁了自己辛苦创下的基业。
曾国藩之所以受到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伟人的崇拜，这与他凡事谨慎有很大的关系。他终日警醒，战战兢兢，而且官越做越大，他就越充满忧惧。
比如，当朝廷下令让曾国藩节制江南、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政的时候，曾国藩写了一个折奏称：“东南寇分，蔓延日久，生灵涂炭深矣!我受命两年了，可无一兵达于苏境，无一旅进攻宁冈。左宗棠苦战瞿、严，独任其难，我不能分兵往助；赵景贤困守湖州，坚贞盖世，我不能设法往援。徒有兼辖之名，并无统筹之实。”因此，他请朝廷收回成命，这样他才能心安，而“尤感圣慈之曲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