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16 2012—2016年三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数据来源：2013—2017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工业和信息化部。
高技岗难求、低技岗需求增加、第三产业从业者增加、昔日“金饭碗”不再光亮如初，这些现象与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水平高度相关，是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且大趋势不可逆转。如前三次科技革命，技术变革在短期内对劳动力市场平衡性产生负向影响，但长期会助力劳动力市场调整至更高质量的动态平衡。因此，政府能干预的范围很窄，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减劳动力市场回复动态平衡的时间。例如，在保障公平竞争、规避潜在人为风险方面，政府可在传统金融企业和互联网金融企业之间、传统出租车行业和网约车行业之间做出权衡；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政府可在新兴职业人群，如网络店主、快递/送餐员等劳动者群体的合同规制方面给予辅助；在基本权益保障方面，政府可在新兴劳动者群中构建新的保险模式、提升弱势群体保障力度。
五、政府调控引起劳动力市场供需指数较大波动
劳动力市场供需指数体现出政府的积极作为，也体现了危机期间的过度调节问题。四个二级指数中，劳动力市场供需指数的波动最为敏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GDP增长率出现了过冲效应（overshooting）[54]，“四万亿计划”是这一效应产生的原因之一。从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来看，过冲效应并不明显，但是供需指数刻画了该特征。如图2-17所示，2010年，供需指数值从2009年的46.2提高到66.1。“四万亿大礼包”基本是通过国有企业来实施的，而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占有了足够大的比例，政府可以控制这些企业强行提高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很多工程吸纳了大量临时性劳动力，进而实现劳动力需求在短期内的增加，政府主动“出击”应对金融危机反映了其经济作为，以及使经济尽快从危机中复苏的迫切愿望。但是，这种主动出击对劳动力市场需求提拉作用的可持续期有限。2011年，供需指数值为59.8，而2010年为66.1。之后，指数值呈现继续下降趋势，2013年，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正式出台，政策影响与过度调节效应叠加，2014年供需指数值探底，为52.1。不过2010年以后，虽然指数值有一定波动，但是并没有出现比2009年更低的情况。可以认为，过度调节是特殊时期个别政策波及劳动力市场后的临时性反应，且这种临时性反应对政府主导的国有制企业可能更加奏效，在今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有必要充分认识政策实施对象特征。总体而言，过度调节在短期内给劳动力市场平衡性带来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