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让老十八代替他的母亲饱食一顿酒肉后，顺便请他捎个信回去，让爷爷过来一起生活。
这年秋天，爷爷赶着一群鸭子，顺着一条又一条的河流，从老刘家垸来与我们会合。
爷爷在镇外用一口黄冈话打听我们的父亲时，曾被当作对新政权反动的可疑分子。
最早替我们的父亲后悔的是老十八。他第二次来是因为老家姓刘的人快被饿死了。
我们的父亲只给了他几份文件。母亲瞒着我们的父亲偷偷给了他三十斤粮票。老十八拿到父亲给他的文件还不想走，他对父亲说，行署现在有粮食局了，如果父亲当时不下来自然而然要当个局长，局长可是有权打开粮仓救灾的。
受到老十八的影响，当然也有别人家孩子种种怄人的说法，我们家从此不断有人重复这个话题。
在一九九五年以前，父亲一直很平静地告诉我们，当年自己只想哪份工作更重要，根本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为了一级半级的官差到处请客送礼行贿受贿。一九九五年以后我们的父亲面对有人重提当年从行署一声没吭地下到县里的往事时，突然开始保持缄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