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在崇祯七年(1634),当时农民军已遍布各地,形势相当危急,而身居相位的温体仁竟对山西巡抚吴甡说:
“流贼,癣疥疾,不足忧也!”
但是,就在一个多月后的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竟火烧了中都凤阳和皇陵,天下震动。温体仁对形势判断的水平,由此可见!
又如崇祯九年(1636)九月对卢象升的调动,也可以充分说明温体仁的为官之道。当时中原战场的形势,一度曾十分有利于朝廷。但就在此时,镇压农民军最得力的前线大将卢象升,竟被召入援京师,从而给农民军以极好的喘息机会。更不可思议的是,卢象升旋即又被改调为宣(府)大(同)、山西总督,负责他很不熟悉的边事。卢象升的调离,使农民军失去了一个强劲的对手,而朝廷的剿灭局面也因此而日陷困境。卢象升的调动,名义上虽是由崇祯帝主持,实际上却是由温体仁操纵。温体仁不满卢象升不为己所用,又忌其功高,于是明知其不习边事,却仍力推卢象升出任边塞,使之身置重地,只要稍有闪失,便可任意治罪。最后卢象升战死边关,朝廷也失去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将帅。
像这种内耗,在崇祯朝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大明朝步步溃退以致后来灭亡的原因,与其说是外患与内乱,还不如说是朝廷本身。而文官集团对此是要负相当的责任的。像上述的这些内耗,严重地影响了文官集团的精诚团结和统治能力,使其根本无法来应对时局,挽救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