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选拔官吏多种途径并举，如科举、荐举等。科举取士前文已述。荐举是选拔官吏的重要渠道之一。太祖曾就所需不同类别的官吏多次下令在任的各级官员进行举荐。建隆三年(962),命令翰林学士、文班常参官曾经担任过幕职、州县官的人各自举荐能够担任宾佐、令录者一人，有才德者，即使是近亲，也在推举之列。开宝三年
(970),命令各州县官吏分别考察百姓中孝悌闻名、德才兼备的人，满五千户可推举一人，如确有奇才异行者，不受此数限制通过举荐广泛快捷选拔官员，显示了太祖急需人才的迫切心清。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哄而上，滥举滥用。因为那些被举荐上来的人必须具有真才实学，名实相符，有的还要加以面试，不合格者不仅不能录用，而且举荐的人也要连坐治罪。其次，举荐者还要对被举荐者的为政情况负责，若当官后贪污受贿，畏懦无能，政事不举，举主也无一例外地要受到惩处。史载，建隆二年(961)初，太仆少卿王承哲因举官失实，被贬为殿中丞。开宝九年(976),宋太祖命令翰林学士李昉等三人在礼部贡院一起阅试各地以孝弟力田及有文武才干的名义推荐上来的四百七十八人，发现他们“所习之业，皆无可采”。特别是濮州以孝悌名义推荐上来的多达二百七十人，宋太祖对此感到惊讶，于是到讲武殿亲自召问，结果都不符合要求。又按他们自己所言“能习武”试以骑射，却都纷纷从马上跌落下来。宋太祖说只能隶兵籍，这些人“号泣求免”。结果被全部退回，并“劾本州官司滥举之罪”。尽管如此严格，还是有少数人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而侥幸获得官职，如左拾遗高锡所指出的“近廷臣承诏各举所知，或有因行赂获荐者”。因此，宋太祖采纳高锡的建议，悬以重赏，鼓励近亲、奴婢、邻里对以不正当手段获荐者进行检举揭发。这样基本上堵塞了举荐官吏中以权谋私的漏洞，保证了举荐官吏的质量，从而为吏治清廉打下了较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