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他抽象的天赋道德的“性善”论。孟子认为，人生下来就有一种最基本的共同的天赋本性——“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即同情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9]。从这种“性善”论出发，他认为人要达到仁义礼智的道德标准，只要“反求诸己”即主观地反省自己保持其“浩然之气”即可。如果有了违背封建道德的思想和行为，闭门思过，把那些本身固有但被遗弃了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找回来，也就恢复了人的本性。孟子的这种“性善”论，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虽然他表面上把“性善”说成是人人具有的普遍共同的人性，“人皆可以为舜尧”，但在内心深处、在实践中却认为仁义礼智这些善性只有君子才会有，小人是不具备也不会保存和恢复这些善性的。这就鲜明地标明了孟子学说不容怀疑的阶级烙印。
与“性善”说相一致，孟子还提出了生而有知的“良知良能”说。孟子认为，才能知识尤其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才能，不是后天获得的，而是先天就有的。“人之所不学而能直，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10]正以为人一出生就有“良知良能”，所以他认为研究客观事物和学习知识都是次要的。如果要学习，首要的任务就是向内心探求，扩充或发挥原有的“良知良能”，“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和表面上把“性善”说成是人人具有的共同的人性但在内心深处、在实践中却认为仁义礼智只有君子才会有一样，孟子也认为，“良知良能”只有统治阶级的贵族才会有。他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有“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君子”和“小人”、“劳心者”和“劳力者”之别。“先知先觉”的“劳心者”是“君子”，“后知后觉”的“劳力者”是“小人”。“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11]，并把这说成是“天下之通义”，可见孟子的“良知良能”说完全是为贵族阶级服务的，是为宗法封建制度服务的。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把这些观点看成是维护它们剥削权利的铁券丹书，就是因为这些观点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一点也不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