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参见钱大昕：吴缜的《新唐书纠谬》跋及书中有关按语，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2] 参见陈寿：《上三国志注表》，《三国志》，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71页。
[13]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页。
史法和史意
——从形式与内容的审视到思想的剖析
一、“史法”和“史意”
刘知幾和章学诚在古代史学批评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是没有人可以与之相比的。他们的史学批判精神及其著述——《史通》和《文史通义》，都是具有总结性和开创性的成果；他们各自的学术经历，也有不少相似之处；而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又在许多地方论及刘知幾和他的“史家三长”的思想。由于这些原因，在章学诚还在世的时候，就有人把他比作刘知幾。针对人们的这种比拟，章学诚极其认真地做了这样的“表白”：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1]
寥寥数语，道出了他同刘知幾在史学批评上的异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章学诚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史法”和“史意”两个史学范畴的区别。而这两个史学范畴，并非只用于说明他跟刘知幾的异趣，而是反映了唐宋迄清史学批评之发展上的主要特点。章学诚对此曾做这样的概括：“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2]章学诚对于这一发展是看得很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