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第7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 参见拙文：《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思维与想象”章。
[7]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17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8] 阿奎那：《神学大全》，第2篇第1部分第27节。
[9] 关于两种真理观的关系问题，本文从略，可参见拙著：《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真理观的转向”章以及拙文：《两种哲学，两种语言观》。
从朗吉弩斯的《论崇高》看屈原的《离骚》[1]
一
西方一般把审美意识形态（广义的）分为美与崇高两类：美以希腊文化为源，崇高以希伯莱文化为源。美的特征是有限性（小）、形式性和切近性，崇高的特征是无限性（大）、非形式性和陌生性；前者令人愉悦，后者令人崇敬。这种划分法在英国思想家博克（Edmund Burke，1729—1797）和德国哲学家康德那里，已从不同角度有了较明确的表述，但究其思想根源，实应首推朗吉弩斯（Casius Longinus，约213—273）。他的名著《论崇高》不仅从理论上为后世勾勒了崇高不同于一般的美的基本特点，而且着重以文学作品特别是以诗为例，从文章风格和修辞学的角度探讨了崇高风格所应具备的因素，而博克和康德则很少或基本上不谈文学艺术作品。本文无意从理论上讨论崇高与狭义的美的划分，本文的兴趣在于朗吉弩斯对文学作品的崇高风格的分析。朗吉弩斯举的例子主要是荷马以及柏拉图、女诗人萨福（Sappho，约前7—前6世纪）和演说家德谟斯旦尼斯（Demosthenes，前385—前322）等人。他对这些人的作品的举例与赏析启发了我，使我联想到我国的屈原。屈原的作品特别是《离骚》，不是一般的美所可以概括的，它的美和荷马的史诗一样是一种崇高之美。黑格尔认为中国人没有民族史诗，我则以为屈原的《离骚》应是一篇以崇高之美为特点的中国式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