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福康安身边那位七十来岁的老头子叫崔文世，拈着雪白的胡子说道：“大人这话极是，我虽经营炭业，也是读书好礼人家。我家，宋少卿家，梁君绍家，还有这几位，有个煤营会馆，在一处聚也常议论这番道理。这矿工井窑工人，和江南织机行，江西瓷行一样，和农田业主佃户大有不同，其实都是四面八方来的无业游民，光棍地痞还有作奸犯科逃案藏匿的也就不少，这般朝夕聚集同作同息，一个不善之举不妥之事出来，就不是小事。大人夸奖，我们不敢当，只有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再不敢非礼胡为的。”他身边就是梁君绍，也是五十多岁的瘦老头子，说道：“一处不到也不成。工人是越来越难管了，开矿初起，一车煤一钱五，后来涨到两钱、三钱！去年夏天冒顶子塌方，接着一个窑串火爆炸，死了十三个人。我的爷们——全枣庄矿工叫歇，各家窑主封门闭户，满枣庄工人男女老幼家属吼天叫号，三个字‘涨工价’，得，一车五钱！没有官府弹压，青帮说合，那真要我们粉身碎骨了……”他打了个寒噤，“刘大人说我们是朝廷的根基，我们其实想着朝廷是我们的靠山！幸蔡七在这里是避风躲藏，没和工人串连。要真勾成一势，不知道闹出多大的乱子呢！”他说这事，众人似乎都还心有余悸，无不点头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