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打动身了。他才运气哇！他有两只训练好的白熊一路替他挣钱。我不能和他做伴；身上带着病，走不了长路，只能在我体力范围之内把蒲打和他的熊送了一程；分手的时候，先生，我哭了。在卡尔斯鲁埃，我头里闹神经痛，在小客店里潦倒不堪的躺了六星期，睡在干草堆里。唉，先生，我过的叫花子生活，所遭遇的苦难，说也说不完。有了精神上的痛苦，肉体的痛苦变得不足道了；但因为精神的痛苦是肉眼看不见的，倒反不容易得到人家同情。我记得在斯特拉斯堡一家大旅馆前面哭了一场：从前我在那边大开筵席，请过客，如今连一块面包都要不到。我的路由是跟蒲打商量好的，所以到一个地方就上邮局去问，可有寄给我的信和钱。直到巴黎，什么都没收到。那期间我饮泣吞声，多少的悲痛只能往肚里咽！我心里想：‘大概蒲打死了罢？’果然，可怜的家伙在滑铁卢送了命。他的死讯是我以后无意之中听到的。他和我太太办的交涉一定是毫无结果。最后我到了巴黎，和哥萨克兵同时进城[25]。那对我真是痛上加痛。看见俄国兵到了法国，我就忘了自己脚上没有鞋，袋里没有一个钱。真的，我身上的衣服全变成破布条了。进巴黎的上一天，我在格莱森林中露宿了一夜。晚上的凉气使我害了一种不知什么病，第二天进圣·马丁城关的时候发作起来，差不多晕倒在一家铁匠铺门口。醒来发觉自己躺在天主医院里的病床上。在那儿待了一个月，日子还算过得快活。不久我被打发出来，一文不名，但身体很好，脚也踏到了巴黎的街道。我多么高兴的，急不及待的赶到白峰街，那是我太太住的地方，屋子还是我的产业呢！谁知白峰街变成旭塞·唐打街。我的屋子不见了，原来给卖掉了，拆掉了。地产商在我从前的花园里盖了好几幢屋子。因为不知道妻子嫁了法洛，我什么消息都打听不出。后来去找一个从前代我经手事情的老律师。不料老律师死了，没死以前就把事务所盘给一个年轻人。这位后任把我的遗产如何清算，继承手续如何办理，我的妻子如何再嫁，又生了两个孩子等等全部告诉了我，使我大吃一惊。他一听见我自称为夏倍上校就哈哈大笑，而且笑得那么不客气，我一句话不说就走了。斯图加特监狱的经验使我想起了夏朗东[26]，决意小心行事。我既然知道了太太的住处，便存着希望到她的公馆去了。”上校说到这里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他压着一肚子的怨气，“唉，哪知道我用一个假姓名通报的时候，里头回说不在；下回我用了真姓名的时候根本被拦在大门口。为了要看到伯爵夫人半夜里跳舞回来或是看戏回来，我整夜站在大门外界石旁边。车子像闪电一般的过去，我拼命把眼睛盯着车厢朝里望：那个明明是我的而又不再属于我的女人，我只能在眼梢里瞥见一点儿影子。”老人说着，冷不防在但尔维面前站了起来，嗄着嗓子叫道：“从那天起，我一心一意只想报复了。她明知道我活着；我回来以后，她还收到我两封亲笔信。原来她不爱我了！我说不上来对她是爱还是恨！一会儿想她，一会儿咒她。她的财产，她的幸福，哪一样不是靠了我？可是她连一点儿小小的帮助都不给我！有时我气得简直不知道怎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