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天生看不进书的人，也是一个天生懒得给别人回信的人。他竟回了我几次信，那于他真是难能可贵的事了。
“我到你家去了，带去了我父亲替你母亲买的药，和大娘聊了两个多小时的家常。你家没什么更不好的事，你也别太惦家……”
“我也很寂寞。厂里还有许多人热衷于搞派性斗争，很讨厌。同学们都下乡了，周围缺少友谊，更没人给我讲有意思的故事听了……”
他信上的字写得很大，也很工整，却看得出，每多写一行字，大概要想半天。
我虽精神苦闷，情绪消沉，但给他写的信，内容一向不乏发生在兵团的极有趣的事。我不愿用我的不快乐影响他。
故他给我的回信中，也曾有过这样的文字：读你的信，是我愉快的时候……
在我上大学前的一年，被黑龙江出版社借调了三个月。那三个月里，他家的一位常客不再是我的母亲，而是我自己了。出版社自然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比之于平民百姓，知识分子显然是更加忧国忧民的。我每天在出版社都会加入值得信任的人之间的私议之中。而我在他家里，也就不仅仅是只讲故事给徐彦听了，而是“讲政治”给他的父母听了。至于他，倒成了一旁的陪听者。他的父母，既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还是有社会良知的那类。每逢我讲到义愤时，竟也情不自禁地插话，诅咒祸国殃民者流。我讲到希望所在时，他父亲还会激动地陪我吸一支烟。我是极少数由他父亲陪着在他家吸过烟的人，他父亲一年也吸不了几支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