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故居
——南京半山园遗址
教育的目的在陶冶通经致用的人才，即治术人才。陶冶的权能在国家，而陶冶的方法不外“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四项。如国家教、养、任、取有道，即陶冶得法，则人才用之不穷；否则必感缺乏。此四项法则，以教为根本，养乃继续的教，而取与任也含了教育的功用。怎样教法？王氏是主张学校教育的，在广开学校，慎选师资，教以有用之实学。并须设备富有教育意义的环境，使学生朝夕所学习的皆是政治的知识，所涵养的皆是领袖的器度。如此教育，经过相当年月，出学之后，皆可以为国家应用。但现在国家所以感觉人才缺乏的，非天下无人才，实由于现在的教育太坏，不仅不能陶冶出有用的人才，且足以毁坏天下的人才。国家政治不外礼乐刑政；国家所需要的即在明于礼乐刑政的人才。但现在学校虽然林立，徒有其名，内中所教的“讲说章句”或“课试之文章”，与国家所需要的完全不相干；而国家一旦取用人才，不管他们平日所学如何，一概责以礼乐刑政及治天下之大事，政府与学校各不相谋，而希望国家治理，绝无此理，所以他又说：
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专其业，于天下国家之事，而犹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责以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