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我提出的行动功利主义是一种描述的体系，即一种旨在描述普通的人、甚至我们，在无思考和批判的时刻，实际上是怎样思考伦理学的，这种体系就经不起人们的批判，我也不想捍卫它。与此相同，如果我提出的行动功利主义不是一种描述的理论，而是一种解释的理论，我也不想捍卫它。
约翰·普兰梅纳兹（Plamenatz）在其《英国的功利主义》一书中认为，功利主义“正在衰落，而且不会再发挥作用”［28］。他的理由显然是功利主义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各种社会制度，即不能说明各种社会制度的产生是由于它们能最大限度地增进幸福。在本文里，我不关注我们的道德习惯和制度事实上是什么的问题，同样也不关注为什么它们实际上是那样的问题。我所关注的是它们应当是什么的问题。一个伦理学说当其被解释为劝说时，其正确性就完全与它的真理性无关；但当其被解释为描述和解释时，其正确性就与它的真理性有关。实际上，正因为作为一种描述和解释的学说是错误的，一种可行的劝说的学说才显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