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在崇祯七年（1634），当时农民军已遍布各地，形势相当危急，而身居相位的温体仁竟对山西巡抚吴甡说：
“流贼，癣疥疾，不足忧也！”
但是，就在一个多月后的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竟火烧了中都凤阳和皇陵，天下震动。温体仁对形势判断的水平，由此可见！
又如崇祯九年（1636）九月对卢象升的调动，也可以充分说明温体仁的为官之道。当时中原战场的形势，一度曾十分有利于朝廷。但就在此时，镇压农民军最得力的前线大将卢象升，竟被召入援京师，从而给农民军以极好的喘息机会。更不可思议的是，卢象升旋即又被改调为宣（府）大（同）、山西总督，负责他很不熟悉的边事。卢象升的调离，使农民军失去了一个强劲的对手，而朝廷的剿灭局面也因此而日陷困境。卢象升的调动，名义上虽是由崇祯帝主持，实际上却是由温体仁操纵。温体仁不满卢象升不为己所用，又忌其功高，于是明知其不习边事，却仍力推卢象升出任边塞，使之身置重地，只要稍有闪失，便可任意治罪。最后卢象升战死边关，朝廷也失去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将帅。
像这种内耗，在崇祯朝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大明朝步步溃退以致后来灭亡的原因，与其说是外患与内乱，还不如说是朝廷本身。而文官集团对此是要负相当的责任的。像上述的这些内耗，严重地影响了文官集团的精诚团结和统治能力，使其根本无法来应对时局，挽救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