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姆对陆地人开战师出有名，有站得住脚的立场和道理，并非为满足个人征服欲和权力欲望，即使有私欲，不是纯粹为反抗陆地人，那私欲也是为让“亚特兰蒂斯再度复兴”.
亚瑟作为对王位有继承权的野种，奥姆非但没斩草除根，即便亚瑟当面来反对和阻碍他了，他依然想给半兄长一条生路，劝说他置身事外，比起许多东西方王室内斗故事里的龌龊狠毒，他可谓光明磊落了.
无论是国王挑战还是最后海面决战，他都很实诚地凭自身真实实力在打，没有搞阴谋偷袭之类卑鄙伎俩，反而是亚瑟凭借黄金三叉戟才能击败他，而一旦落败，他也便立刻承认了失败，并没有试图用不堪手段翻盘.
他出战总是亲临战场身先士卒，是战斗型国王，武力值在海里是一等一的.
他的臣属并没有对他不忠.
比起超英片里大多数简单粗暴中二病反派，或莫名其妙为反而反的反派，奥姆是有层次并且合理的.
第一部伊朗电影，致敬帕纳西导演和阿巴斯编剧.
情节和结局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三星变四星.
被卖蛇人“骗”钱却又因眼泪赎回；路上丢钱原以为老妇人只是象征性安慰，没想到真的帮她去找钱；卖鱼人不但没有侵占鱼缸，还最终把白金鱼为她预留了；裁缝没有帮上忙至少没怀坏心；哥哥路上借竿却被拒绝；士兵看上去不是好人可也没坑蒙拐骗她；去弄口香糖，哥哥却仍守住道德底线没有去偷；阿富汗少年去而复返，竟然弄来了口香糖去帮兄妹粘掉落的钱；最美好的是，三人嚼完口香糖的灿烂笑容，最残酷的是，兄妹拿着钱走开却留下阿富汗少年孤独落寞的身影和那只白气球，原以为会给予感谢或买下白气球.
人性与现实，没有你想的那样好，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糟，最美好的是整个世界都对你温柔善待，最糟糕的是阳光不会普照每一片土地与心灵，关键还是你的视角和处境.
弗里达·卡罗弗里达·卡罗弗里达1907年生于墨西哥城南部的科约阿坎（Coyoacan）街区，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
她父亲是一位有匈牙利犹太血统的摄影师，生于德国，家族来自罗马尼亚的奥拉迪亚（Oradea，二战前是匈牙利属地）；母亲则是西班牙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后裔. 她的一生长时间受到身体损伤的侵害. 6岁时就得小儿麻痹，从此成了瘸子. 然而，少年时期的弗里达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子，这也使得她父亲特别钟爱于她. 父亲对于她的教育有着开明的理念，1922年时将她送进Preparatoria就读，这是一所墨西哥最好的预备学校，当时才刚刚开始招收女生，弗里达就是2000名男生和35位女生的其中之一. 也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弗里达认识了她将来的丈夫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他是墨西哥壁画运动三杰之一，当时刚从法国回来，受托在此做壁画. 弗里达深深被他吸引了，由于不知道如何面对突然降临于她的感情，她就戏弄他，和他开玩笑，并试图激起画家妻子的嫉妒. 1925年，弗里达经历了一生最大的一次事故，这件事改变了她的命运. 9月17日，弗里达乘坐的巴士与一辆电车相撞，她的脊椎被折成三段，颈椎碎裂，右腿严重骨折，一只脚也被压碎. 一根金属扶手穿进她的腹部，直穿透她的阴部. 这次事故使她丧失了生育能力，并且一生都要与铭心的痛苦为伴，尽管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能正视这一切. 她后来以典型的黑色幽默方式描绘这次使她失去了生育能力的事故：“让我失去了童贞”. 多年以后，她当年的男朋友回忆起来仍是不寒而栗：“剧烈的冲撞撕开了她的衣服. 车上有人带着一包金粉……那金粉撒满了她血淋淋的身体. ”整整一个月，她浑身打满了石膏，躺在一个棺材一样的盒子里，没有人会相信她会活下来. 1926年在病愈过程中她画了第一张自画像，从此她开始以绘画记录自己和生活与情感. 弗里达·卡罗弗里达·卡罗1928年弗里达再次遇到婚姻刚刚破裂的里维拉. 他们发现除了相同的政治观点外（此时他们是共产主义的积极支持者），两个人还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于是在1929年8月正式结婚. 弗里达后来说：“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意外的致命打击，一次是撞倒我的街车，一次就是遇到里维拉. ”由于墨西哥的政治气候对于左翼同情者来说逐渐恶化，许多壁画项目被迫停止，1930年，里维拉夫妇来到美国，先到旧金山，然后又到纽约举办由当代艺术博物馆组织的里维拉回顾展. 在这一时期，弗里达仅被看作一位伟大画家的迷人陪衬，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 1932年，里维拉受托为底特律博物馆创作壁画，而在此期间弗里达流产了. 休养中弗里达画了《底特律的流产》，首张真实而敏锐的自画像. 她从此发展出来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她的丈夫，主要从墨西哥民间艺术以及小型祭坛画中汲取营养，而里维拉对此表示理解和尊敬. 自此弗里达着手于一系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的创作，它们庄严地表现着女性真实、现实、残忍、苦楚的品质. 以前还从来没有人像弗里达一样将如此痛楚的诗歌写在油画的画布上. 她至少经历了32次大小手术. 她有整整一年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 在此期间，她就穿着由皮革、石膏和钢丝做成的支撑脊椎的胸衣. 生命暗淡到极处时，她从自己的艺术创作中找到了安慰. 她写道：“我的画是对我自己最坦白的表达. ”1936年，她画了一幅自己家族的油画，她的祖父母浑身佩带着大像章飘于云彩之中，她自己则出现在三个地方：一个还是个受精卵，一个是系在她妈妈白色镶边结婚礼服的腰带上的胎儿，还有一个是小孩，手拿一条绳子，把一家7口紧紧系在一起. 她的画几乎都是自画像，她说：“因为我经常孤独一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因为我自己最了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画像. ”是绘画把她的灾难变成了戏剧，这成为她典型的自我意像——痛苦的哭喊和对关注的渴望. 而在现实生活中，她总是竭力为她的朋友们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 她常常把自己画成“两个弗里达”，一个在忍受痛苦，另一个才是人们所熟悉的她. 不管她身体上的痛苦多么可怕，她那严肃的表情和庄重的眼神都带着坚定的尊严面对着观者. 这对夫妇于1935年返回墨西哥，之后里维拉与弗里达的妹妹开始偷情. 虽然最终他们停止了争吵，但此事成为二人关系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