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要了解同样有利于每个人的善之条件所确立的是什么。首先，任何行不可逆行为的人都是在做错事。这与他是否知道它是错的无关，也与其群体道德是否承认无关。这样的行为“本身就是错的”，与个人或社会的承认无关，也与它所应有的结果无关，此外，这类行为的每一单独的行动都是错的。我们不需要考虑行这种行为的群体或整个人类，而只需考虑每个单一的事件。因此，我们可以说所有不可逆的反推行为在道德上都是错的；因而任何行这种行为的人都在明知故犯地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我们不需要考虑这类行为是否会产生有害的结果，是否为人类群体的道德所禁止，是否他自己认为它是错的。
可逆性原则不仅仅对道德行为者施加了某些禁令，而且也施加了某些肯定的命令。例如，当一个人处境困难，而我们又可以帮助他却又袖手旁观，这时候，我们的做法就是错误的。所谓厚道者的故事指明了这一点。上述黄金律的肯定性表达也更普遍地表明了同样的意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明显知道别人处在困难之中，而我们却在可以帮助他们时袖手旁观，不仅不值得赞赏，而且是错误的。然而这一结论不是从下面的观点推出的：即不提高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善，或不提高世界上最大量的善是错的。义务论者和功利论者同样都犯了一个错误，认为做最优化的行为是我们的道德责任之一或惟一的道德责任。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了。我们没有这样的义务，根据这一义务，在世界上创造最可能大的善，以施善于他人，或我们自己，或他人和我们自己的明智结合。我们总是应做最优化的行为，或者说，在我们无需履行任何更严格的义务时，应做最优化的行为，这一观点会产生荒唐的结论：无论我们什么时候休息，我们都是在做错事，因为在此场合下，我们总有机会去做比休息能够产生更大善的事情。与单纯的享乐相比，解除痛苦总是较大的善。然而，人们再清楚不过的是，一位工人，在劳累了一天后，穿上他的拖鞋，听着无线电收音机，他没做任何他不应做的事，没有忽视他的任何义务。人们可以完全正确地指出：有些事情他可以做，这些事情与躺在炉边休息相比，能为世界创造更多的善，甚至也能为他自己创造更大的善，即使人们可以这么说，他也无可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