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的次年，1946年夏，我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刚和他们的妈妈彭兰女士[1]结婚不久，两人乘坐一辆敞篷车从昆明回到八年离乱之后的故乡武汉，途经雪峰山的最高峰时，突然一阵狂风把她身上披的一件披肩式红毛衣吹到了半空。由于山势陡峻，道上尚有积雪，眼看没有找回红毛衣的希望，就让它无影无踪地不知落向何方。然而它却一辈子埋在我的心底。
我和她大约是我念西南联大二三年级时（1943年？），在校旁文林街的一家茶馆里相识的。抗日战争期间，从沦陷区迁往后方的学校，校舍都很简陋，西南联大，其尤甚者。图书馆小，绝大部分同学把茶馆当作自修室。文林街一条街几乎全是茶馆，茶馆里高朋满座，大多是联大同学。七八个人共围一张大圆桌，各自埋头读书，有时也闲坐聊天。我和她是武汉同乡，自然容易相聚一桌。第一次见面，大约是一个深秋季节，她身穿浅色长旗袍，上身披着一件不带纽扣的红毛衣，高髻云鬓，宛若古仕女图中的仕女。大概是由于她的那件红毛衣特别“抢眼”，同桌女同学见她到来，便笑脸相迎：“红毛衣来了。”“红毛衣”似乎是女同学给她的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