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文献分别从对外贸易类型（张华初、李永杰，2004），特定贸易部门（魏浩，2011；胡昭玲、刘旭，2007；毛日昇，2009），对外贸易企业类型（蒋荷新，2007）和省级对外贸易（梁平等，2008；高文书，2009）层面，利用中国对外贸易样本实证检验对外贸易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基本结论是：出口增加提高了就业水平，而进口增加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则不能确定。考虑到国内外贸产业特点，国内学者大多认为不能将提高出口水平作为提高就业的长期有效方法。与此同时，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却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如Milner和Wright（1998）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就业市场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出口开放度的增加会显著促进就业的增长，而Leichenko（2000）研究了美国各州的出口与就业的关系，指出就业增加会显著地提高出口水平，但是出口的增加却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即出口增加会降低就业水平。
国内外现有的研究，虽然较为全面地从理论和实证角度阐述了对外贸易的就业效应，但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现有研究的缺陷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现有文献大多分别研究出口和进口的就业效应，但对贸易顺差的就业效应没有做充分衡量。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外贸顺差的增加是出口和进口不同规模增加造成的结果，因此进一步研究外贸顺差和就业的关系，有利于比较出口和进口对就业影响的大小。况且严格来说，贸易顺差的就业效应，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出口和进口的就业效应之和（Bruce，1996），因而衡量顺差与就业的关系也存在纯理论层面的意义。第二，现有文献大多没有考虑微观的匹配和贸易筛选机制对就业的影响。学者研究出口和进口对就业的影响，往往在理论机制上先验地归结于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即遵循菲利普斯曲线关系构建模型。[1]然而根据Helpman等（2010）的研究，对外贸易带来就业者搜寻匹配成本和企业筛选成本的变化，是对外贸易就业效应的基础路径。因此考察对外贸易的就业效应，基于匹配模型和贸易筛选机制构建计量方程应该是有意义的。本章将通过构建包含贸易筛选机制的匹配模型，得到对外贸易就业效应的可计量方程，衡量我国对外贸易对就业水平的边际影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