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美籍华裔著名科学家杨振宁秘密回到中国，一次谈起苏联当年的杜布纳研究所时，悄悄对周恩来总理说：杜布纳惟一的成就便是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
当杜布纳科学城的科学家们欢呼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伟大科学成果时，中国政府突然给正在莫斯科郊外的中国科学家王淦昌发来一份绝密电报：放弃手头工作，立即回国接受新的任务。
为什么？什么新任务这么急呀？王淦昌一生不善政治，但他知道自己从事的核事业与政治又联系得太密不可分了。不用说，祖国的需要是第一位重要的。王淦昌在决定离开杜布纳的那一夜，他一个人静静地思索了一下政府命他急回的各种可能。他已经好久没顾上看报纸了，于是他拿起一份中国的人民日报和一份苏联的真理报。
糟糕，太糟糕啦！王淦昌从不会对政治时势作出准确的评语，只会用糟糕两个字来形容。然而在他内心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中国要与苏联分手了，中国的科学发展同时也要与苏联老大哥们长期断绝交往了。作为一名科学家，王淦昌面对这种局面是极其痛苦的，因为他知道新中国才成立不久，一切科学实验条件尚不具备，相对而言，苏联要强大得多先进得多。我能为祖国做些什么呢？那一夜王淦昌睡不着。第二天，他把留苏几年节省下来的14万卢布以买设备的方式全部交给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