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病痛是解释卢梭休谟之争的基础。源于病痛的身体话语隐于私人通信，与之熟识的人虽能获知一二，但他在公共舆论里表现出的多疑与猜忌更能左右外界的印象。病人心理与公共交往的联系是现代心理学的范畴，在革命前的动乱里，以此理解卢梭的愿望是受冷落的，而横行的道德评价歪曲私人叙事，丑化了他的公共形象。卢梭的自传作品出版后，这一问题才有所改观，梅西耶医生从中发现，他与休谟争吵时心智正当错乱时，“历史学家不应忽视他的残疾，而只关注发烧时的幻想，正是致命的精神倾向促使他去写《卢梭评判让-雅克》”[70]。
革命时代，卢梭的支持者指责英国人对法兰西民族的恶意，尤其是英国保守派质疑革命时，有法国人相信他控诉的阴谋是真的。1789年，伯维尔确信休谟组织了阴谋，1790年的《卢梭颂歌》又列举了参与阴谋的人：“有名的达朗贝尔、伟大的狄德罗，他们攻击我（卢梭），我敢于在他们活着时据理力争，待其死后仍会评论他们，还有孔多塞先生、博苏（Bossu）神父、拉兰德（Lalande）先生、勒罗（Leroi）先生、让拉（Jeaurat）先生、柏林科学院的福尔曼（Formain）和麦利纳（Merianne）。”[71]1791年，有人声称找到了上百个证据，要公之于世，“阴谋的目的是抵消卢梭传世作品的影响”[72]。更让人吃惊的是自1764年开始就生活在英国的葡萄牙裔物理学家马格兰的观点，1778年，他说曾在伦敦看见卢梭敌人的阴谋，“表面上他们救助他，实际是要刺激他敏锐的感受，然后斥之为疯子，愤世嫉俗、忘恩负义，这是最不公正、最让人难以忍受的行径，足以败坏诚实的心灵”[73]。所以，那场争论扭曲了卢梭的历史形象，“若是同情，他是让人可怜的疯子，若要贬低，他是该当诅咒的恶棍”[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