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对普通百姓出行所用的工具，又皆逐一都作了规定。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谕令，凡庶民百姓乘坐的车与轿，并用黑油，齐头平顶、皂幔，禁止用云头装饰，只能用皂青色或深蓝色。洪武六年（1373年）规定，庶民骑马时使用的鞍辔不得使用描金，只能用铜铁装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又重申，官民人等的马颔下缨并靴辔都必须用黑色，不能使用红缨、描金、嵌金、天青、朱红等色装饰。这些禁令只适用于中原地区民人，而不包括边疆的骑民。
明初规定，文武百官都不得坐轿，故有“虽上公，出必乘马”[83]之说。然而坐轿子到底是又舒适又气派的事情，于是在宣德年间，就有官员开始违背朝廷对车舆的规定，擅自坐轿。弘治七年（1494年），明孝宗重申：“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城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84]然而过了二十多年，便有王化坐轿说帽子的趣闻了。到明世宗执政的后期，京城中往来的官员们都已弃马乘轿。王世贞在《觚不觚录》中记载：嘉靖中若有中级官员乘坐二人肩舆，就会被认为是骇异之事，可是在万历元年，这些官员即使各乘四人大轿，结伙外出玩乐，也被视为是很正常的现象。顾起元在《客座赘语·舆马》中记载道：万历二十七年，他在京城所见的官员们皆骑马，可是仅过了三年后，再到京城，发现已是“人人皆小舆，无一骑马者矣”。即使官员们告老还乡，也要“出入必乘大轿，有门下皂隶跟随，轿伞夫五名俱穿红背心，首戴红毡笠，一如现任官体统”[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