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或许就是我们被问及的问题；我们应当理解人们在问这个问题时，头脑里想的是什么。显然他们并不需要我们帮助他们活，而是更需要我们帮助他们死；因为他们的一生都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中。历史无须我们帮助而一意孤行地向前发展；但当末世论、终极论在地平线上出现时——历史中还有什么问题不能在终极论上敞开呢？——由此就呼唤着我们的出现，人们认为我们能够讲出启示之语和最终之语。在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可能性的范围内，人们被宽容地调节，他们之所以走向我们——这似乎是奇怪的——为了智慧，其理由在于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之网悬挂在一根像蛛丝一般的线上。他们突然间醒悟意识到，自己正走在比刀刃还要狭隘的时间与永恒的分水岭上。这一神学的问题出现在永恒的边界上。哲学家懂得这一点，然而神学家似乎在许多时候并不懂。
显然，人们并不需要我们对于道德和文化的观察，或者甚至不需要我们对于宗教、崇拜以及关于其他可能存在的世界的专题论文。所有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属于他们的生活，而且注定与他们生活中的一种需要密切联系，无论他们是否认识到这一点。但是，这些东西本身并不是需要。通过我们就关于这些麻烦问题的、多少有煽动力的讲道和令人满意的教诲，我们或许能够给予这个人或那个人，抑或甚至数百人提供快乐或帮助。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但是，不要让我们以为通过这样做，我们便可以面对人们事实上带给我们的问题；或者我们以作出敏捷的回答而免除了自己作为《福音书》牧师的责任；或者是其他在这一层面上应当履行的有益的牧师责任（包括宗教牧师在内）。让我们不要以自己有义务归还人们以某种程度的爱为借口这样做；因为人们首先必须问这一问题：什么是我们归还给他们的爱？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几乎这样做了的时候，我们或许做到最低的仁慈，尽管人们因为我们帮助他们活着而对我们千恩万谢。当他们向我们来求助时，他们实际上并不想知道更多关于活着的事情，他们想知道更多关于在生活更远的边缘之处的事情——上帝。我们作为乡村或者城市的圣人删去了荒谬的人物。这样我们便在社会中过剩起来。我们并不理解牧师的职业，除非我们把它理解成一种困惑的索引、症状，或更准确地说一种预兆，这种困惑的伸展超越了人们努力的整个范围，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是如此。这是一个仅仅由于一个人作为人而存在便可以感觉到的困惑，与他作为道德的还是非道德的、精神的还是世俗的、神的还是非神的存在并无关系。无论他对自己的处境是否有意识，人都不能逃离人性，而且人性意味着限定性和有限性、生物性，以及人与上帝的分离。如果他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他不能向我们说明这一点，如果想帮助他的同伴不能理解这一点，他的痛苦也就更为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