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累月地生活于一种无穷尽的紧张与战栗中，和死正对着，他的宗教的神秘主义又复活了。他和神交谈着。一八五五年四月，他在《日记》中记有一段祷文，感谢神在危险中保护他并请求他继续予以默佑，“以便达到我尚未认识的，生命底永恒的与光荣的目的……”他的这个生命底目的，并非是艺术，而已是宗教。一八五五年三月五日，他写道：
“我已归结到一个伟大的思想，在实现这思想上，我感到可以把我整个的生涯奉献给它。这思想，是创立一种新宗教，基督底宗教，但其教义与神秘意味是经过澄清的……用极明白的意识来行动，以便把宗教来结合人类。”
这将是他暮年时底问题。
可是，为了要忘掉眼前的情景起见，他重新开始写作。在枪林弹雨之下，他怎么能有必不可少的精神上的自由来写他的回忆录底第三部《青年时代》？那部书是极混沌的：它的紊乱，及其抽象分析底枯索，如斯当达(Stendhal)式的层层推进的解剖，大抵是本书诞生时底环境造成的。但一个青年底头脑中所展演的模糊的幻梦与思想，他竟有镇静深刻的探索，亦未始不令人惊叹。作品显得对于自己非常坦率。而在春日底城市写景，忏悔的故事，为了已经遗忘的罪恶而奔往修道院去底叙述中，又有多少清新的诗意！一种热烈的泛神论调，使他书中若干部分含有一种抒情的美，其语调令人回想起《高加索纪事》。例如这幅夏夜底写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