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届年会，社员孙有良、杨翼心、杨宝恒向大会提交了“本社应增设实验区于各地，以便分别研究实验各种民教问题案”，认为“本社为吾国仅有之民教学术团体，其研究实验之工作，应注意及于全国各地，各地因环境不同，均有其特殊问题急待解决，本社为适应此项需要起见，应增设实验区于各地，以便分别研究实验各种民教问题”，并拟定三种相应的执行办法：（1）商请教育部划全国为若干区，每区由本社主持设立实验区一处，其经费由教育部津贴，或完全拨给，其实验中心，分别就各区特殊环境规定之。（2）由本社自划全国为若干区，分头商承各该地方教育行政当局合作设立，其经费由各该地方教育行政机关津贴或完全拨给。（3）由本社特约各地民教机关，为本社实验机关，其经费酌由本社津贴，其事业应接受本社之指导。该提案经大会讨论会，作了相应修改，[153]修订办法最大变化是将原案中第二条和第三条予以合并，删去了特约各地民教机关为本社实验机关的办法，合作设立的实验区事业应该接受社教社指导。实际上，无论原案还是修改后的决议案办法，都充满了乌托邦色彩。当然，从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社教社作为全国唯一的社教学术团体，急于影响社教行政的宏愿。作为社教社社员，希望其所在的民间学术团体借助教育行政力量发出更大声音、发挥更大的影响，愿望是美好的。而该届年会凌以安的“呈请教育部转咨各省市政府通令各县市政府试行成人儿童合校制案”、童润之提议“提倡乡村中等学校以训练乡村社会之中坚份子，而树立乡村建设之永久基础案”、孙有良等人提议“民众教育应以青年训练为中心工作案”[154]等，均或多或少体现在花县实验区的顶层设计中，为该实验区将乡村青年学校、乡村基础学校打造成文化机关及社会改进中心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实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