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历史思想——关于天人关系和古今变化的理论
司马迁撰《史记》，是有明确的历史思想做指导的。他在《报任安书》中，只用了几句话就把这个指导思想做了概括，这就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66]其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地反映出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
在汉武帝时代，关于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是思想界关注的大问题。经学大师公孙弘（公元前200—前121）认为，当时的诏书律令都能“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67]。汉武帝举贤良册问中也有“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的话，也是说的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至于董仲舒的以贤良对策，则是阐述“天人之征，古今之道”[68]的大文章，具有广泛的影响。但他们所宣扬的是要“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在历史观上是保守的、唯心的。司马迁的历史哲学是与此相对立的。